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，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。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，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，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；但后来的历史证明，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，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。
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。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，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，困难越大，人们离真理就越近。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、检验和接受真理。
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并不产生于书斋，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。1927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“八七会议”。毛泽东提出了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[1]的论断。他说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作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[2]为什么说这么多“那样”？因为革命的道理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。会议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，而促成大家接受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的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。
秋收起义，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：“战争时期，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，比较容易，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，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！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，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，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，要难得多。”[3]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。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，检验真理比较慢，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。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，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不经过渡就被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。
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。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
共产党从城市转到农村，建立了根据地。环境稍微好一点，唯心主义又来了。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。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，又是外来思想。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还带来个军事“权威”奥托·布劳恩，化名李德，人家要正规化[4]，说毛泽东太土气，不正规。说起来也是，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，毛泽东也难达标：不是博导，没有课题费，没有名牌大学学位，也没出国留洋经历，哪一条都不够。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，又受斯大林赏识，不说在当时，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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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。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。从欧洲来的李德却要在高山峻岭中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。山体本是自然掩体，他不用，要红军人为建堡垒，筑掩体，跟蒋介石对垒战[5]。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，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，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，半斤八两。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，谁人多就能打赢，打的就是阵地战。但在山地，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，他还人为修什么碉堡？你说傻不傻。大部队进了山，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，这使山地成了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[6]的游击战的天堂，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。李德不要这些，要在山地找平地，找到平地然后决战，这不败才怪。你说他，他还不听，为什么？人家是“权威”，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[7]。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，他见过列宁[8]，而且据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[9]。这些人牌子都很硬，但一打仗就不行。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；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又来了一个湘江之战，我们中央红军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，回来剩下三万多人，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。这个时候你信谁？你还能让王明那帮人干吗？当然不能，再干就全完了。
生死之地有真理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辩。在一次次，特别获得湘江之战的失败的惨痛教训后，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，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，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。
1964年3月24日，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《毛泽东选集》时说：“这是血的著作。”[10]血的著作，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。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。
